《琅琊刻石》又名《琅琊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二一九），记述秦始皇『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与『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殊功。二世元年（前二○九），秦二世东行郡县，于始皇所立石旁刻大臣从者姓名，为彰始皇「成功盛德』，复刻诏书于其旁。据后世资料记载，刻石上的始皇颂辞和二世诏书文字，均为李斯所书，『颂辞』部分是李斯为卿时

周原为周人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周原考古在70年代后期屡有重大发现。周原被誉为“青铜器之乡”，出土了毛公鼎、大克鼎、墙盘等青铜器。出土青铜器历史之长、数量之多，为世界所仅见。《周原金文书法艺术》所研究的金文书法作为周文化的物化形态，其自然而然地彰显着周文化的精神与审美追求。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也是世界意义的东方艺术门类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富于创造力、想像力。书法在字形上象形与抽象的统一，笔法上丰富而灵活，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本书收录了作者十多年学习现当代学者关于书画篆刻史论研究的十一篇文章，取名为《艺术学记》，是对中国历代书法作品、书法

欧阳通（？-691），字通师，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欧阳询第四子。幼时父亲去世，由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书，锐志钻研，刻意摹习，得以继承家法。与父亲并称“大小欧阳”。 《道因法师碑》全称《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简称《道因碑》。李俨撰文，欧阳通书。唐龙朔三年（663）立，碑高312厘米，宽102厘

王宠，初字履仁，更字履吉，号雅宜子、雅宜山人。王宠楷书师虞世南、智永，行书学王献之，擅长行、草、小楷，成为自文徵明之后吴门书法的代表人物。《行书千字文》，册页，每页纵二十四点五厘米，横十二厘米，十五开，书写在金粟山藏经纸上。此册书法结体宽博，用笔沉着，疏宕雅拙，空灵简远，当得起王世贞对王宠书法的评语：“天骨烂然，姿态横

《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立于唐大历六年（七七一），颜真卿撰文并书，时年六十三。碑文第一段摘录了《神仙传》中关于麻姑的传说，第二段叙述了麻姑山仙坛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其他的神迹传闻，第三段叙及麻姑山中有道行的修行者。碑文苍劲古朴，骨力挺拔，线条粗细变化趋于平缓，笔画少波折，多有篆籀笔意。宋欧阳修评

《孔子庙堂碑》，碑文三十四行，满行六十五字，楷书。额题“孔子庙堂之碑”，两行，行三字，篆书。虞世南撰并书，李旦篆额。原碑刻于唐贞观初年，后在唐末战乱中毁失。现存之碑，一方为北宋初年永兴军节度使王彦超据旧拓摹刻，立于西安孔庙，称“西庙堂碑”；一方存于山东城武县，称“东庙堂碑”，刻立年代不详。“西庙堂碑”北宋时入藏西安碑林

《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弘义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也称《皇甫君碑》。二十八行，行五十九字。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现藏陕西西安碑林。此碑书法用笔、结体骨气劲峭，法度严整。翁方纲云：“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

《史晨碑》，又称《史晨前后碑》，前后是以碑阳、碑阴而分。前碑又名“史晨奏铭”，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一六八）四月。后碑又名“史晨飨孔庙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碑石在山东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书法端庄典雅、圆浑淳厚，是汉代隶书极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吴熙载，原名廷扬，字让之，以字行。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吴熙载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小篆圆劲流美，为世人所重。吴熙载的篆书汲取了邓石如的端庄、浑厚的风格，又加以自己的理解，使之风格更加飘逸、舒展、柔中带刚、法度严谨。《崔子玉座右铭》即是其篆书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