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对自然节律的把握，其源起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对《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管子》《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各种出土材料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先秦开始，民众对月令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日益深厚，官府以时序政的模式不断成熟，知识精英也从不同层面推动月令文化品质的提升。这为《月令》被采择编入《礼记》，实现由诸子百家言向经学的跃升奠定了基础。汉代倡行以经治国，在行政改良、法制损益、礼制改革等方面，不断援引《礼记·月令》，从而将天子施政的立意，从朴素的因自然提